【特稿】顶层设计缺失乱批乱建严重 生物质能陷“不温不火”困境

继风电、光伏之后，迅速崛起的生物质能正成为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重要力量。然而，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，生物质能的发展依旧“不温不火”。

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底，中国生物天然气总产量约6亿立方米，与“十三五”规划的80亿立方米预期目标相去甚远。

“究其原因，主要由于产业发展存在的行业动力不足造成的，补贴政策的不到位极大影响了生物质能发电企业的财务状况。面对当下国家能源问题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，发展生物质能迫在眉睫。”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任东明，在11月6日举办的“2019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”上表示。

作为全球继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之后的第四大能源，生物质能的出现曾被誉为能源利用的最佳途径之一。然而，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发展，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却问题乏多。补贴政策迟迟不到位，生物质发电企业原料收储运困难，非能源功能不受重视等“自带症结”，共同掣肘了这一产业缓慢发展。

顶层设计缺失 生物质能亟需“名分”

“生物质能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，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发展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物质在中国没有得到国家层面一个明确的‘身份’，国家也没有把生物质看做是能源重要的一部分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倪维斗表示。

在其看来，由于缺乏顶层设计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，生物质能落地到各个地方变衍生出“自由发展”的乱象。而由于一些政策的不稳定，生物质能的利用也变成了“待宰的羔羊”，进而导致生物质能产业受到诸多伤害，并牵连投资者遭受损失。

“我们国家生物质的发展实在不给力。生物质能没有一个名分，就像一个丫头任人任意宰割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”倪维斗坦言，“一个产业完全是自发性做绝对不合适。因此，我呼吁要给生物质一个明确的名分，这是发改委、能源局应该做到的事情。”

倪维斗认为，当前某些地方政府、环保部等单位，任意宰割生物质项目的发展，变成了领导的个人行为和拍脑袋，非常有害。“生物质是将来能源革命的主力，将在能源系统里起很大作用，我们一定要爱护它，支持它。”

如何做好系统规划，搭建良好的政策体系，成为倪维斗在内的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的难题之一。

农业部科技司原司长、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教授程序对此也表示，“生物质能的绝对用量非常大，在可再生能源当中，将占到一半的份量，是一个‘被忽视的巨人’。正是中国政策定位的不明确，导致了生物质能发展不尽如人意。”

任东明亦坦言，“我国的生物质能尽管这些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但与风电、太阳能相比，发展实在是太缓慢。”

对此，有专家建议，发展生物质能，必须与美丽乡村建设、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相结合。应统筹考虑各种需求，进行多元技术集成；应通过工业化的手段实现技术的规模化、组织化、装备化；采用市场化的运行模式，将资本运作、技术服务、商品交易等融入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中。

生物乙醇方向单一 非能源功能亟待重视

城镇化加速及能源紧张，使得生物质能的综合利用成为重点发展方向。

程序坦言，中国生物质能承载着环保、扶贫、民生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重任，但这些“非能源”外的功能却被长期忽视。

“生物质能相关主管部门，此前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生物乙醇方面，把其作为所谓的‘制高点’，过于单一。由于生物乙醇始终没有很好的推广，特别是纤维素乙醇尚未能突破，从而使得整个生物能源声誉受到影响，产生误解。”程序说，“实践表明，生物质能绝非只是能源，而是有三种能量的储存形态，有着三重功能，即能源功能、环境功能和农村经济功能，是任何其他能源无法相比的。”

对此，任东明表示认同，他坦言，生物质能除可承担国家能源这一角色外，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上的功能亦不容忽视。

“我国发展生物质能的初衷是发展农村能源，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炊事和取暖问题。而在后来的“三农”问题中，生物质原料的开发吸引了大量农民的参与，进一步解决了农业反哺农业的难题。”任东明说。

在其看来，每年夏收、秋收的秸秆燃烧造成大量的污染，已影响到交通、航空运输等。如果我们发展好生物质能，不仅可以解决农村能源的问题，也可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。

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名誉会长、三院院士、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对生物质能在环保上的作用给予了认同。“生物质发电、生物质供热、生物燃料乙醇、生物天然气、生物柴油等技术和产业化渐趋成熟。在防治大气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中，生物质能表现了突出的环保功能，促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振兴农村经济。”

作为绿色低碳、经济环保的重要清洁能源方式之一，生物质供热可为中小区域提供清洁供暖和工业蒸汽，直接在用户侧大范围的推广替代化石能源，成为改善和保证民生的有效途径。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杨旭东将生物质、太阳能、空气源，并列为解决农村清洁取暖问题的“三驾马车”。 “三大技术正共同承担起农村清洁取暖的重任。”

在杨旭东看来，目前挖掘的生物质联产供热潜力还不够，生物质联产比单纯发电的效率高很多。“我们要挖掘生物质供热的潜力，同时把它的烟气余热吃干榨净。”

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士和则指出，在现行政策条件下，生物质清洁供热，比天然气采暖、电采暖更便宜，经济性最好。而在县城、农村地区，生物质供热还可解决农民废弃物问题，因此发展相关产业，也能成为振兴县城经济的途径之一。

乱批乱建严重 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应有“上限”

年利用潜力可折合为4.6亿吨标准煤的生物质能，市场利用空间巨大。然而伴随各种竞争性用途的增多，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亟需“上限”。

“生物质资源的可获得量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关键瓶颈。对于农林生物质资源来说，因为我国农田基本不变，一块蛋糕分的多了，分到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就应有一个上限。”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宝荣表示。

数据显示，截止2018年底，我国已投产生物质发电项目902个，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1784.3万千瓦；我国已建成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321个，总装机规模达806.3万千瓦，年利用小时数4895。

“平均利用小时数达到5000小时是持平，不足5000充分说明不少企业是在亏损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补贴拖欠，另一方面是原料的收储运困难。特别是2017年审批权下放到各省之后，安徽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省乱批乱建项目比较严重，有的地方方圆200公里已建成、在建和审批的项目达到20多个。”袁宝荣说。

事实上，我国在生物质能发电上网电价上给予了一定扶持，每千瓦时电价比火电高0.2元左右，但受制于秸秆资源收购成本的增加，以及财政对电价补贴款迟迟不能到位等问题，使得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举步维艰。对此，理昂生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军深有感触。

“目前企业对补贴电价的依存度依然较高。当前生物质发电行业已陷入困境，50%的企业都是半停产状态，有的是停产状态，整个行业发电量2018年比2017年少，2019年比2018年更少。”郭振军说，“2010年3月31日后投产项目的电价补贴已经拖欠了3年7个月之久。”

据其透露，由于补贴拖欠，目前整个生物质发电行业已陷入经营困境，不少企业需要借钱购买燃料、发工资、交税等。

“未来5年，从购买电力的角度我们没有任何机会。如果未来不转型，热电联产不迈进，我们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限制。”郭振军坦言，“因此在宏观层面，建议依法强力征收应征未征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，增加电价附加总量。在微观层面，具备供热条件的项目应加快向热电联产转型，减少电价补贴，提高热电效率，增加供热现金流，积极争取生物质发电超低排放环保补贴，将燃料成本控制在合理区间。”​​​​